政商关系
发布日期:2015-08-18浏览:2591
在中国,政商关系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近日,柳传志谈论"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的言论引发了一场风波;而曾成杰被枪决、吴英告东阳市政府等新闻集中出现,使得中国"政商关系"话题热度再次攀升。现中国企业家网特盘点中国企业家们如何看待政商关系,在对待政治与市场关系方面,他们有着怎样的处世哲学。
马云:爱政府但不要和政府结婚、做生意,只能把他们当小三
马云曾对创业者和企业家给出建议:“无论你在哪里,政府是一样的,爱他们但不要和他们结婚,不要和他们做生意。”
马云说,现在企业家讲话越来越政治,政治家讲话越来越企业家,这个是危险的。他以他在上海的某一次会议的经历为例,他向政府汇报工作,汇报了5分钟,某官员教他们一个小时怎么做企业。现在政府的人忘记自己是做政府的,企业的人忘掉自己是做企业的,还有很多人忘掉自己做建筑,忘掉自己是做学术。人们应该在我们在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我们才会分工合作、互相合作。
柳传志:以后聚会只讲商业,不谈政治
2012年柳传志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就表示过: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2013年5月接受央视专访时,柳传志又进一步阐述,“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近日,柳传志召集正和岛等十来家公司座谈讨论“抱团跨境投资”时,给与会诸人表达了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强调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从国内看如此,从欧美看也一样;二是企业家的态度,最重要的是聚焦、专注。”对此正和岛公司总裁兼总编辑黄丽陆诠释称,“柳总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
王健林:亲近政府 远离政治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政商关系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在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在中国尤其是民营企业能成功做大太不容易了,比美国企业家要艰辛好多倍。处理官商关系或者政商关系要做到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你不理政府那些中国证明纯粹是忽悠,美国也不可能不理政府,因为审批,但是你把握好一个关键,不去做使自己能伤筋动骨的事情。
政商关系其实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比你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真的,美国一个官员跟我讲中国的官员跟我讲他们特别佩服你们这成名的企业家,在中国尤其是民营企业能成功做大太不容易了,比美国企业家 要艰辛好多倍,我说你知道这一点就行了,所以说中国这些民营企业家有很多干过美国来的话,那可能很了不起,因为中国他就是特殊这么一个环境,五千年的封建 文化,而且亚洲经济不要说中国包括亚洲的经济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是有差距的,官商关系或者政商关系绕不开这个话题,所以我的演讲说一句算名 言吧,我说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你不理政府那些中国证明纯粹是忽悠,美国也不可能不理政府,因为审批,但是你把握好一个关键,不去做使自己能伤筋动骨的事情,我觉得问题不大,其实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创新创新再创新。
王石:万科的原则是“不违规,不行贿”
从我到深圳创业开始,不行贿就是我做事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底线。我这么做,我的企业也这么做。有人质疑: 个人不行贿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你能保证你的公司没有行贿行为么?事实上,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行贿的社会,不行贿你就会无法生 存;但是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虽有受贿的风气存在,但也有不受贿的廉洁官员,那么你坚持不行贿就不那么困难了。而且,一个公司,如果从制度上确定一件事情不 能做,那么财务上就无法支出,行贿之事自然就办不成。
万科不擅长“关系”,关系分为朋友关系、权钱关系、酒肉关系。万科把权钱关系和酒肉关系都拒绝了,只要你找到市场,不喝酒不行贿是很难,但不是 想象中那么难。廉洁的官员,只要你抓住他需要的荣誉感,树立品牌,成为当地政府的骄傲,也一样可以立足于市场。有种奇怪现象是,某个官员被“双规”了,就 有一批企业家受牵连。在中国,房地产行业涉及的产业链非常长,难免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而万科在全国31个城市搞房地产开发,也肯定会遇到当地有一些官员 出事,但是无论如何,万科不会受到牵连。因为我们有自己坚守的原则: 不违规,不行贿。这是底线,宁可生意不做,也要坚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王功权:民企跟政府权力博弈过程中是一个弱势群体
但在中国体制下,民营企业群体是弱势群体。我说“弱势群体”不是指他手头钱少,而是跟政府权力博弈过程中是一个弱势群体。我国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后,全国转向经济发展为核心,可政府却没有在法律上做更多的事给社会更大的空间。改革以来的前十几年比较好,政府立法,倡导给民间空间。后来渐渐变了,特别是政府的层层官员随着长期抓经济工作后,对商业越来越熟悉。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对怎么做官、怎么运用和驾驭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不清楚,但怎么招商引资、怎么搞企业,中国官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强的群体,官员都往商业上花功夫,由此导致公共权力大规模进入到经济领域。比如去盖楼、办厂,这个成效看得见摸得着,改善财政、带动地方经济,他们觉得这个事挺好。就像当年坚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样,现在怎么讲,也完成不了这个转型。坚信发展是硬道理,我呼吁必须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发展是硬道理,但并不是政府用权力直接推动经济。由于政府做这样的事侵占民营企业的空间,所以企业越来越难做。我说说民营企业家是“弱势群体”是这个意思。
梁稳根: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
曾有记者问梁稳根:党的利益和亲人利益冲突时,你会怎么办?你会弃商从政吗?梁稳根,“我会坚定不移地以党的利益为第一。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素养素质。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一种信仰信念。”
梁稳根说,共产党员有信念,有理想,在中国很受尊敬,“我从小就希望加入共产党,希望自己能与中国的复兴与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被问及对中国民营企业有何建议时,梁稳根说,十八大报告中,我首先了解了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内容,看到这个我就放心了,证明基本国策没有改变,我们期望新一届领导人进一步改革开放。改革其实就是把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断调整,改革不断发展就是希望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并且开发更多的市场给民营企业,让民营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鲁冠球:政府不会考虑企业家的影响力而投鼠忌器
鲁冠球创业至今已经40多年却屹立不倒。查看其历史,鲁冠球的社会观察一直是以乡镇企业为圆心、以中国改革的现实阶段为半径、以自身的企业实践为基础而展开的,他提出的诸多观点在不同的改革阶段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应,却基本上与他所经营企业的具体利益无关。鲁冠球因此成为各方均乐于接受的企业家代表人物。在鲁冠球政商关系的实践中,禹作敏入狱事件给了他很大提醒。1993年,禹作敏与天津市政府公开对抗,矛盾激化,与禹关系颇佳的鲁冠球去信,安慰禹说政府应会考虑他的改革影响力而投鼠忌器,然而事态发展大大超乎他的意料,事后鲁冠球重新思考企业家与政府的互动方式。
刘永行: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是短期行为
刘永行认为,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领导的政绩,使二者形成互利关系,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具体到与官员的关系接触,刘永行有时故意退避三舍。因为房地产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刘永行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这种“官场哲学”在短期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路径。
严介和: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
原江苏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认为“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才能善于和政府打交道。在政府面前,我们始终扮演的是既聪明、又能干、更听话的角色。”严介和说,企业家要读书,第一本就是政治学。“我认为,如果资金链出了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链出了问题。政治链出了问题,企业要破产,老板要坐牢。”
马云:爱政府但不要和政府结婚、做生意,只能把他们当小三
马云曾对创业者和企业家给出建议:“无论你在哪里,政府是一样的,爱他们但不要和他们结婚,不要和他们做生意。”
马云说,现在企业家讲话越来越政治,政治家讲话越来越企业家,这个是危险的。他以他在上海的某一次会议的经历为例,他向政府汇报工作,汇报了5分钟,某官员教他们一个小时怎么做企业。现在政府的人忘记自己是做政府的,企业的人忘掉自己是做企业的,还有很多人忘掉自己做建筑,忘掉自己是做学术。人们应该在我们在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我们才会分工合作、互相合作。
柳传志:以后聚会只讲商业,不谈政治
2012年柳传志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就表示过: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2013年5月接受央视专访时,柳传志又进一步阐述,“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近日,柳传志召集正和岛等十来家公司座谈讨论“抱团跨境投资”时,给与会诸人表达了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强调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从国内看如此,从欧美看也一样;二是企业家的态度,最重要的是聚焦、专注。”对此正和岛公司总裁兼总编辑黄丽陆诠释称,“柳总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
王健林:亲近政府 远离政治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政商关系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在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在中国尤其是民营企业能成功做大太不容易了,比美国企业家要艰辛好多倍。处理官商关系或者政商关系要做到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你不理政府那些中国证明纯粹是忽悠,美国也不可能不理政府,因为审批,但是你把握好一个关键,不去做使自己能伤筋动骨的事情。
政商关系其实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比你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真的,美国一个官员跟我讲中国的官员跟我讲他们特别佩服你们这成名的企业家,在中国尤其是民营企业能成功做大太不容易了,比美国企业家 要艰辛好多倍,我说你知道这一点就行了,所以说中国这些民营企业家有很多干过美国来的话,那可能很了不起,因为中国他就是特殊这么一个环境,五千年的封建 文化,而且亚洲经济不要说中国包括亚洲的经济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是有差距的,官商关系或者政商关系绕不开这个话题,所以我的演讲说一句算名 言吧,我说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你不理政府那些中国证明纯粹是忽悠,美国也不可能不理政府,因为审批,但是你把握好一个关键,不去做使自己能伤筋动骨的事情,我觉得问题不大,其实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创新创新再创新。
王石:万科的原则是“不违规,不行贿”
从我到深圳创业开始,不行贿就是我做事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底线。我这么做,我的企业也这么做。有人质疑: 个人不行贿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你能保证你的公司没有行贿行为么?事实上,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行贿的社会,不行贿你就会无法生 存;但是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虽有受贿的风气存在,但也有不受贿的廉洁官员,那么你坚持不行贿就不那么困难了。而且,一个公司,如果从制度上确定一件事情不 能做,那么财务上就无法支出,行贿之事自然就办不成。
万科不擅长“关系”,关系分为朋友关系、权钱关系、酒肉关系。万科把权钱关系和酒肉关系都拒绝了,只要你找到市场,不喝酒不行贿是很难,但不是 想象中那么难。廉洁的官员,只要你抓住他需要的荣誉感,树立品牌,成为当地政府的骄傲,也一样可以立足于市场。有种奇怪现象是,某个官员被“双规”了,就 有一批企业家受牵连。在中国,房地产行业涉及的产业链非常长,难免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而万科在全国31个城市搞房地产开发,也肯定会遇到当地有一些官员 出事,但是无论如何,万科不会受到牵连。因为我们有自己坚守的原则: 不违规,不行贿。这是底线,宁可生意不做,也要坚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王功权:民企跟政府权力博弈过程中是一个弱势群体
但在中国体制下,民营企业群体是弱势群体。我说“弱势群体”不是指他手头钱少,而是跟政府权力博弈过程中是一个弱势群体。我国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后,全国转向经济发展为核心,可政府却没有在法律上做更多的事给社会更大的空间。改革以来的前十几年比较好,政府立法,倡导给民间空间。后来渐渐变了,特别是政府的层层官员随着长期抓经济工作后,对商业越来越熟悉。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对怎么做官、怎么运用和驾驭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不清楚,但怎么招商引资、怎么搞企业,中国官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强的群体,官员都往商业上花功夫,由此导致公共权力大规模进入到经济领域。比如去盖楼、办厂,这个成效看得见摸得着,改善财政、带动地方经济,他们觉得这个事挺好。就像当年坚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样,现在怎么讲,也完成不了这个转型。坚信发展是硬道理,我呼吁必须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发展是硬道理,但并不是政府用权力直接推动经济。由于政府做这样的事侵占民营企业的空间,所以企业越来越难做。我说说民营企业家是“弱势群体”是这个意思。
梁稳根: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
曾有记者问梁稳根:党的利益和亲人利益冲突时,你会怎么办?你会弃商从政吗?梁稳根,“我会坚定不移地以党的利益为第一。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素养素质。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一种信仰信念。”
梁稳根说,共产党员有信念,有理想,在中国很受尊敬,“我从小就希望加入共产党,希望自己能与中国的复兴与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被问及对中国民营企业有何建议时,梁稳根说,十八大报告中,我首先了解了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内容,看到这个我就放心了,证明基本国策没有改变,我们期望新一届领导人进一步改革开放。改革其实就是把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断调整,改革不断发展就是希望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并且开发更多的市场给民营企业,让民营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鲁冠球:政府不会考虑企业家的影响力而投鼠忌器
鲁冠球创业至今已经40多年却屹立不倒。查看其历史,鲁冠球的社会观察一直是以乡镇企业为圆心、以中国改革的现实阶段为半径、以自身的企业实践为基础而展开的,他提出的诸多观点在不同的改革阶段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应,却基本上与他所经营企业的具体利益无关。鲁冠球因此成为各方均乐于接受的企业家代表人物。在鲁冠球政商关系的实践中,禹作敏入狱事件给了他很大提醒。1993年,禹作敏与天津市政府公开对抗,矛盾激化,与禹关系颇佳的鲁冠球去信,安慰禹说政府应会考虑他的改革影响力而投鼠忌器,然而事态发展大大超乎他的意料,事后鲁冠球重新思考企业家与政府的互动方式。
刘永行: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是短期行为
刘永行认为,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领导的政绩,使二者形成互利关系,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具体到与官员的关系接触,刘永行有时故意退避三舍。因为房地产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刘永行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这种“官场哲学”在短期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路径。
严介和: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
原江苏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认为“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才能善于和政府打交道。在政府面前,我们始终扮演的是既聪明、又能干、更听话的角色。”严介和说,企业家要读书,第一本就是政治学。“我认为,如果资金链出了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链出了问题。政治链出了问题,企业要破产,老板要坐牢。”